2016年2月9日,浙江省蒼南縣,蘇家店村的村民在農曆新年期間相聚吃飯,慶祝新年。攝:STRINGER/REUTERS

1.

想不起自己怎麼留意到這條網帖的,或許是除夕夜塞滿意識形態的猴年春節晚看得人意興闌珊,我拿起手機刷微博、刷微信朋友圈。
嘩啦啦的,朋友圈裏全是它——一個上海姑娘,88年出生,在外企做HR,家境小康。她談了一個男朋友,外地人,工作能力強、長得不錯、但沒有家底,估計兩年內沒法買房。姑娘的爸媽擔心女兒吃苦,極力反對她和一個貧窮的外地人在一起。姑娘有些猶豫。但在男友再三要求下,今年她還是跟著男方回到他出生的江西老家過年。「不去不知道,一去嚇一跳!」姑娘被江西農村的貧瘠嚇壞了,尤其是那桌看上去殘羹冷炙的年夜飯。網帖裡,她當場「撕臉」,向男方提出離開,搭車趕回上海,落荒而逃。
我好歹也在大陸媒體圈浮沉八載,完全想不通為什麼這事會火成這樣。平時,在各大社區論壇、言情雜誌以及地方電視台都市情感情景劇裏,類似的婆媳糾紛、原配打「小三」等等討論多如洪水猛獸,避之不及。
但這些天,我居然情不自禁地,每天一睜眼就去關注這則網帖的最新進展,勤過追美劇。
我內觀,認為自己獵奇多日的根本原因出在網帖的那張配圖上。
昏惑燈光下,油膩膩的桌上,不鏽鋼器皿盛滿雞鴨魚和湯湯水水的混合物,外加墳頭祭祀式長驅直入米飯的筷子——如此畫面,我實在太太太熟悉了。
上海女逃離江西年夜飯。網上圖片

2.

我生在四川省(四川和江西皆榮膺中國貧窮省之列)一個三線城市的鳳凰之家:我爸鳳凰男,我媽鳳凰女。所謂「鳳凰」,這在大陸並非褒義詞,它語出自「山溝裏飛出的金鳳凰」,泛指出身農村、幾經努力考上大學得以留在城市工作生活、華麗麗轉身的人們。
從記事起,每年春節我們家必須完成的硬性任務是——下鄉過年。
我有十萬種理由來解釋童年的自己為什麼會一聽到要下鄉,就哭鬧得像一隻待宰的豬:
一,路太難走。老家前些年不通公路,只有一條田間土路蜿蜒着繞啊繞到家門口,又總下雨,泥路濕滑得像沼澤。必須步行進村。爸爸倒是腳底生風,我像個倒黴蛋跟在後面,兩腳和滿淤泥,泥巴直濺到腰上,好幾次一腳踩滑,滾到田裏。
二,飲食安全。其實我對上述畫面的飯菜沒有太大意見——四川人好歹已經處在中國人的食物鏈頂端了,2009年我去河北蔚縣採訪,那裏的農民連新鮮蔬菜都難得見到,一年四季重複吃着酸菜加莜麥面。不過,每次坐在老家的飯桌前,看着那裏往桌上端菜的鄉親們,我總思忖:能不能不要總是摳着碗邊,百分之百把手指伸進菜裏湯裏啊?我盯着他們黑色的指甲縫,想象着污垢會溶解在食物裏,頭皮發麻。下鄉的頭一餐非常隆重,然後晚飯吃中午的剩菜,第二天吃第一天的剩菜,地老天荒,吃完為止。
三,鄉下的卧室門不落鎖,每個早晨男女老少都會跑過來圍觀睡懶覺的我,反覆唸叨我太懶以後怎麼嫁人(然而我那時還在讀小學),再親暱地伸手在我臉上捏一把。
四,廁所!廁所!聽說過什麼叫旱廁嗎?就是沒有任何沖水設備、直接在蹲坑下設一個糞坑,貯藏糞尿以灌溉田地。腳踩在木板搭出的蹲坑兩岸,那簡直是一場嗅覺的饗宴。另有若干爬蟲類生物供觀賞。後來奶奶家的旱廁升級了,我也不知道誰出的設計方案——廁所與豬圈合併。蹲坑在前,家豬在後,如廁時,拱了野草的豬鼻子離你不到一公分,還哼唧哼唧的。
……
從城市回到農村,當時的我就像故事裏那個落跑的上海姑娘,被這樣巨大的差異嚇壞了。
而我的父輩,父輩的父輩,多少億人從這般的物質匱乏中一路過來?
中國社會延續了五千年的農耕文明,到1949年,總人口5.4億人,其中4.8億農民。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奪取天下,正是靠動員農民、武裝農民,走「農村包圍城市」的路線,但共和國建國農奴「翻身」至今,農村是中國最為凋敝的地方。
改革開放那些年,我爸還在說:十億中國人,八億農民。再後來,由於工業和商品經濟的發展、戶籍制度的鬆動,農村大規模勞動力開始向城鎮轉移。到2011年,温家寶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「城鎮化率(用以度量城市化的人口統計學指標,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)超過50%,這是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歷史性變化」。
三十年間,中國的城鎮化率從約20%飆升至超過50%。當代中國,過半的人口生活在城鎮。但城鎮化並不意味着,人們可以輕易從這段貧困記憶中解脱出來。
2016年1月23日,中國河北省崇禮 區,一 對年老夫婦在農村房子中休息。攝:Kevin Frayer/GETTY

3.

逢年過節,基本上數億人,會捲入這一場叫做「鄉愁」的集體記憶。
這頓年夜飯是一個觸媒。
這篇題為《有點想分手了……》的網帖自2月6日19時28分在網絡社區「籬笆網」上出現後,火速擴散到微博、微信。這個包含了江西與上海、「鳳凰男」與「孔雀女」等貧富兩級分化元素的話題吸睛無數,一時,網絡大V、紙媒、路人甲乙丙丁全面參與,眾說紛紜。
先有專欄作家和菜頭發表一篇被閲讀百萬次以上的網文:《姑娘,你的問題是沒教養》,再有「農民的兒子」兼自媒體人魏春亮又寫一篇《上海姑娘所逃離的,是我的父老鄉親每天賴以生存的日常》,原鳳凰衞視執行台長劉春更在2月11日在微博上一聲感慨:「最心疼他的父母,那一份深深的自責與悲涼,老天欠他們一個好兒媳!」
激揚文字間,隱約的鄉愁漫上來,為以往的不幸和痛苦抹上了一縷懷舊的光輝。我的父母也是同樣。在離開母親子宮到考上大學離開家鄉的十八年時間,我所受的家庭教育,可以用三個字囊括:想當年。
我挑食,每逢我在飯桌上挑肥揀瘦的時候,我媽就念起「三年大饑荒」 (1959-1961年),說她七八歲時遭遇大饑荒,吃完紅薯吃完樹葉,最後大家餓得沒辦法了,去掏紅色的觀音土吃,這樣撐在肚子裏總是飽飽的。
記得我媽說:我們家裏的誰誰就是吃土吃死的,死前肚子脹得皮球那麼大!她瞪大了眼睛,眼球鼓了出來。這樣我更吃不下飯了。
而當我期末成績沒考好,我爸會搬出他「讀書改變命運」的農村青年抗爭史。
說他的童年是每天放學就去劈柴,再扛着一背篼上百斤的柴禾翻山越嶺回家,導致個子不到一米七還終生靜脈曲張;他愛看書,點着煤油燈一看看到半夜,結果被我不識字的奶奶發現,罵他敗家,狠狠捱了一頓揍;文化大革命那會兒,他幹完活,偷偷找棵樹靠着看書,被人舉報,被大隊書記抓到生產隊去批鬥。
我爸「頂風作案」,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在1979年考上大學,徹底掙脱農村,進而「農轉非」(即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,1977年,「農轉非」作為一項具體政策,第一次由國務院提出),從此實現了我們這脈周氏家族自「湖廣填四川」以來的第一次飛躍:過去,農民連進城都很困難,更不用奢望轉為城市居民了。
在我媽餓得吃土那會兒,中國流行一個詞叫「盲流」,就是未經允許離開鄉土、「盲目流入」城市的農民的縮寫。糧食都供給了城裏人,在食物鏈的最底層,絕望邊緣的農民大規模逃荒,地方政府將他們堵截、收容,許多人餓死在收容站。
然後「想當年」結束,爸媽的談話重點必然落到——「幺兒,你要珍惜糧食,好好讀書啊」。
這些語重心長的話一聽就是十幾年,我的耳朵早有了免疫力。除了給我留下「鄉村即魔窟」的印象外,鄉村遠得像雨果筆下的悲慘世界。爸媽繼續懷揣鄉愁,樂此不疲地下鄉,而作為一名城裏長大的孩子,我繼續埋頭讀我的《白雪公主》、挑我的食。

4.

如果按一條正常人的軌跡長大,比如我像上海姑娘做了一名大城市的HR(人力資源經理),大概會在商品房、自來水、智能家電、畫展、小資咖啡館所提供的城市文明中,永遠地隔絕鄉村。但後來我不小心當了記者。在中國跑新聞,基本上一半的時間是在下鄉,我遇見各式各樣的人:拆遷自焚的農民,窮到賣血為生感染艾滋病的農民,靠「叫魂」和吃黃鼠狼肉治療白血病的農民……在福建莆田鄉村,我看過一條標語:嚴禁溺死女嬰。
劉春在微博上感慨「老天欠他們一個好兒媳」的第二天,討論越來越遠離事件本身了,似乎是中國人集體無意識裏怨氣的一次集中爆發,又一篇百萬量級雄文崛起——《老天爺欠江西農村一個好兒媳?呵呵,你家媳婦20年前就埋土裏了》,該文通過2000年江西省畸高的女嬰死亡率的數據分析,將一部分眼球轉移到江西農村人重男輕女溺殺女嬰的因果報應。
儘管事後若干人證明該文論證並不嚴密,它卻有效激發了不少親歷者挺身而出。網絡問答社區知乎上,一位稱1987年生於江西農村的網友「貓空空」自我介紹道:「很幸運,我是長女,否則,我今天不會在這裏噴……因為我在土裏。」她寫下與一位鄰居阿姨的對話,這位育有三女一男的阿姨說:「二女兒很乖巧,還好當初沒有聽接生婆的話憋死她。」
這些不是隻有狗血電視劇才會出現的劇情。因為它甚至發生在我的身上。我六歲那年,爸媽離婚了。原因之一:媽媽被「計劃生育」後無法再生育,奶奶怪我是個女孩,讓我爸再生一個。
所以後來在我寧死不願下鄉過年時,我媽給予了極大的放任:
五,農村嚴重重男輕女。在中國偏僻村莊,女人只能去廚房吃飯的陋習猶存。繼上海女逃離江西年夜飯的消息後,又一則最熱網帖出現了:霸氣媳婦第一次下鄉過年,夫家光讓她幹活煮飯,不讓上桌子吃飯,一怒之下,她把整張飯桌給掀了。
……
女方的聲援者們陸續駕到。作家陳嵐的態度體現在她的網文《上海姑娘,不是逃犯,是逃命》中。她認為,建國後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地域文化發展差異,「這種制度式的差距,不應該讓一個逃跑的上海姑娘買單,用道德買單」。上海本地報紙《新聞晨報》更以孃家人的姿態,於2月15日整版刊出:《放開那個上海女孩》。
2016年2月9日,北京,一名女士在農曆新年期間再龍潭公園為女友人拍照。攝:Damir Sagolj/REUTERS

5.

整整十五天,話題在社會各界持續發酵。創業界站出幾位少男少女,宣誓江西農村求發展,青年創業當自強;房地產商打出廣告,「5w首付把父母接到城裏,迎娶上海白富美」;適婚年齡的女人們又陷入了惆悵的輪迴:「鳳凰男」當不當嫁?攝影界則提供了一個最為切實可行的方案,通過增加濾鏡,提高亮度、柔化圖片,瞬間讓這頓黑黢黢的年夜飯看上去秀色可餐。
而在學界,這是一個曠日持久的嚴肅課題:往近了說,農村的養老、醫療、教育問題,空巢問題,留守兒童問題,如何解決?往遠了說,農村土地是否應該私有化,底層農民的權益如何得到維護?所謂農村問題,其實是中國問題。
早在猴年春節前一個月,關於中國農村何去何從的擔憂,在互聯網上就已發酵許久。廣東金融學院財經傳媒系教授黃燈,以一個農民家兒媳婦的視角,發表了《一個農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》,她觀察到:所有現實悲劇的觸角都伸向了鄉村,城鄉差距的鴻溝越來越深,代際的貧窮已經開始輪迴。
武漢大學社會學系教師劉燕舞的《農民自殺研究》也被翻出來,經過對11個省份40多個村莊的調查他發現,與中國逐年下降的自殺率相反,鄉村老人的自殺率正大幅上升,「已經嚴重到觸目驚心的地步」。鄉村老人得了絕症,基本就是等死,有些老人不願拖累子女,很多會選擇自行了斷。
一個朋友看完這則報道,希望募一些資金和志願者,猴年春節去湖北京山看望孤獨的老人們。他聯繫學者劉燕舞,對方說:政府不允許繼續這項研究,他已經改做農村光棍研究啦。
不幾天後,農村老人自殺的相關報道在微信上被刪得乾乾淨淨。
外公年紀也大了,十年前,我們把他接到城裏養老。家裏不短吃穿,但他十年如一日地活在貧困飢餓的記憶和習慣裏,買超市裏特價處理的快要打蔫的水果,拿着「男科醫院專治不孕不育」的扇子滿屋晃悠、因為是街邊小姑娘免費贈送的,有一次喝了不知道過期多久的牛奶,把自己喝到住院。他做飯,飯菜的觀感和江西鄉村的年夜飯高度雷同。剩菜剩飯不能倒,他會大發脾氣。
我非常認真地搬出營養學對外公說,不能吃隔夜蔬菜,綠葉菜放置太久,其中的硝酸鹽會被細菌還原為亞硝酸鹽,容易致癌。
說過很多遍,終於一天他怒了。80歲的外公把筷子往桌上一拍,以我從來沒有聽過的聲如洪鐘答曰:要聽黨中央號召,艱苦樸素!
很快, 「上海女孩逃離農村」事件被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級的政府給出一個光明的結局。2月21日,神秘的「網絡部門」勇敢地站了出來,對媒體表示:此事件從頭至尾均為虛假內容。第二天官方再次表態補刀,「城裏媳婦不讓上桌吃飯怒掀桌」也是假的。其中藴含的指令不言而喻:關於此事的討論到此為止。
可是,故事真的結束了嗎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