局限空間作業許可(記錄保存一年)
- 作業場所
- 作業種類
- 作業時菸
- 氧氣、危害物濃度測定及人員簽名
- 作業可能危害
- 能源隔離辦法
- 緊急連絡辦法
- 防禦救援設備
- 進出入人員簽名
- 監視人員簽名
氧氣18%以下為缺氧場所,H2S硫化氫、CO、CO2等為容易造成缺氧場所之原因。
作業時候必須要具備防護用具、測量儀器、防護設備,並進行預先通風十分鐘,然後一人當作監視人員以確保安全。

1949年,上海约有200万女性居民,其中仅17000人为工厂女工,而家庭妇女的数量则占120万。但是在随后的3年中,走进工厂、学校、医院、政府部门等处工作的女性多了4万多人。到1958年,在职女性人数已经达到约25万。另外,大约50万曾经的家庭主妇也开始参加工厂劳动,如成为针织厂女工等。
前不久,上海曾有统计说上海妇女有60%占据家中的主导地位,上海女性的平均工资在全国仅低于广东肇庆。在被调查的妇女中有66.6%的人认为“男女平等”,19.4%的人则认为“女性更优越”。这种比例比全国平均数分别高出7.6与2.14个百分点。上海妇女对自己的家庭地位高度满意,其满意的程度从国际上比较也仅次于瑞典,高于法、英、美等国。同期的一则调查表明:上海女子对男子的心理需求处在两难境地之中,“既能主内,又能主外,事业家庭两不误”。
在调查中,余玉花等人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,即一方面上海女性物质条件幸福指数不高。但另一方面,经济独立是上海女性物质条件幸福感的主要来源,经济越独立女性的幸福感越高。调查显示,上海女性的物质条件幸福指数为3.21,低于幸福总指数3.54。上海女性对个人收入满意度低,为3.05,不满意率达25.3%。收入影响消费能力,女性个人消费能力得分为3.07,不满意率高达26.1%。家庭物质条件得分为3.17,不满意率也达到了20.5%。上海女性当前居住条件的满意度为3.21;居住条件不满意率(22.5%),好于个人收入(25.3%)与消费能力(26.1%)。与此同时,经济独立是上海女性物质条件幸福感的主要来源。但经济独立在不同职业与居住区域存在差异:管理人员、专业技术人员和私营企业主女性的经济独立性较高,分别是4.02、3.89和3.88;农民(2.85)和家庭主妇(2.91)经济独立性最低(学生除外);管理人员比农民高1.17,差距悬殊。

“学海你听听,这像是儿媳妇对婆婆说话的口气吗?没高没低,我看,要和我平起平坐了。学海,你怎么也不管教管教她?”
“阿英,我问你,你是不是我们张家的人?”巧珠奶奶愤愤不平地说。
“我怎么不是张家的人?”
“你既是张家的人,这样大的事体为啥不告诉我?”“入党是我个人的事。我打了报告,也不晓得够不够条件,区委没有批准,怎么对你说呢!今天党支部才通知我批准了。
娜拉既然醒了,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。因此只得走;可是走了以后,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。否则,就得问: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,还带了什么去?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,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,也完全不中用。她还须更富有,提包里有准备,直白地说,就是要有钱。
……自由固不是前所能买到的,但能够为钱而卖掉。人类有一个大缺点,就是常常要饥饿。为补救这缺点起见,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,在目下的社会里,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。第一,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;第二,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。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,单知道仍然要战斗;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。
……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,那要义就是韧性。听说拳匪乱后,天津的青皮,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,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,他就要两元,对他说这行李小,他说要两元,对他说道路近,他说要两元,对他说不要搬了,他说也仍然要两元。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,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。要求经济权也一样,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,就答道要经济权;说是太卑鄙了,就答道要经济权;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,用不着再操心,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。
其实,在现在,一个娜拉的出走,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,因为这人物很特别,举动也新鲜,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,帮助着生活。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,已经是不自由了,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,便连同情也减少,有一千一万个出走,就得到厌恶了,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。
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,就不是傀儡了么?也还是傀儡。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,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。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,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,就是男人和男人,女人和女人,也相互地作傀儡,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,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。担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,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,正如涸辙之鲋,急谋升斗之水一样,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,一面再想别的法。

“勇于公战,怯于私斗”。